1月10日,微博账号为“王太虚wray”的网民发视频称,自己因为在社交平台脉脉上匿名发布了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而被就职公司拼多多辞退。这一消息将日前引起广泛讨论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一事所引发的资本与“打工人”的矛盾讨论再拉回舆论视野。

上市公司拼多多员工猝死在过去一周成为中国网络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起典型的劳工权益问题所引发的对拼搏与拼命的争议,反映出当下中国民众的生存压力与困境。一定程度上说,类似事件的频繁出现就像一个信号,提醒着某个阶段下中国存在的社会危机。

倒在凌晨一点半的22岁“打工人”

“过劳死”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但这个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忽视的原因除了无奈,还有无解。正如此次的拼多多员工猝死一样,每一次有类似案例出现时总能引起社会共鸣,而当热度褪去,舆论重归平静,悲剧仍会出现。

2021年1月3日,账号认定为“拼多多员工”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脉脉上发帖称,“pdd(拼多多)98年的小姑娘,在(2020年)12月29日凌晨一点半(新疆时间2020年12月28日23点半)猝死在了多多买菜的业务一线……”,随后这则消息在各个社交平台开始引起关注讨论,掀起更大舆论风波的是1月4日认证为“拼多多”的官方知乎账户在一则相关讨论中发表回答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此番言论对公众的冒犯立即招来舆论的围攻,诸如 “(拼多多)血汗工厂”“中国资本家已经不满足于压榨打工人的时间了,开始剥夺她们的生命了。”连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网也出来定调“拒绝‘拿命换钱’”。

当加班文化已成为互联网文化的重要特性时,拼多多员工之死与其官方账号的冷漠回应无疑引起众怒。内地虽然有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但在互联网等领域,“996”(每天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才是“打工人”的常态。一位在北京工作5年的程序员说“这是一个不能久待的岗位,对于一个想要追求健康身体的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在凌晨时分被紧急呼叫修复一个程序漏洞”。

互联网“打工人”严重“过劳”的背后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在这个需要高强度消耗的工作环境中,35岁普遍被认为是互联网人的一个危险门槛,这意味着他们随时会被“淘汰”。因为与更年轻的员工相比,在加班熬夜等许多方面,他们已经很难再被过度透支。因此,过去几年可以看到一些甚至形象很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传出“变相”裁员的丑闻,这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正面临的残酷现实。

但同时,互联网行业相对来讲报酬更高,福利更好,而且这种产业形态其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无法像传统制造业等产业一样可以严格控制工时。因此,在拼多多员工猝死一事之后,一家中国餐饮行业创始人就称,我们的员工是“715工作制”,(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时) “你有多大的辛苦,就有多大的收益,奋斗才能创造喜悦人生。”2年前“996”争议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曾说 “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更是放言“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这并非全是资本家的贪婪傲慢之言,实际上无数“打工人”哪个不是抱着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决心在各种困境逆境中苦苦坚持。

当然,舆论可以就拼多多对生命的漠视打板子,也可以痛心疾首地指责互联网加班文化,但是表面上的强势资本与弱势个体之间的对抗,其背后的症结远不止于此。

仅向资本问罪是不够的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不仅全方位地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还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变更中影响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生产力的解放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中国民众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也一跃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阵列,同时不同世代从崇尚集体价值向个人价值的实现转变。尤其这种价值观体现在互联网领域,更加规则化的雇佣关系替代了传统工业领域的“集体精神”,劳工的利益诉求与资方的利益最大化更加泾渭分明。

但同时,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格局仍处于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阶段,尤其是几大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博弈。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互联网巨头展开对外卖大军的争夺,出行平台的市场争夺,以及最新的社区份额占领,而拼多多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家依靠下沉市场而迅速崛起的电商平台,拼多多从2019开始大举押注社区团购。据称,其全公司6000多人有三分之一赶赴买菜业务。在买菜业务的平台竞争中,是很多年轻员工的严重过劳。但是,在互联网领域,一个新业务的开发与争夺注定包含着更多非一般的工作模式。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几年开启各个消费领域市场的争夺,在这种扩张下互联网已成为一种人口密集型产业,而拼多多就是其中代表。图为2018年7月26日拼多多在上海、纽约同时敲钟,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市场。(VCG)

在这样的劳资市场与社会价值取向中,这已不是对奋斗与安逸的选择,要么拼命,要么堕落几乎是每个阶层向上的社会规则,当然对于底层来说体会尤甚。所以中国民众的社会压力不仅来自高昂的房价,竞争激烈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阶层的挤压所带来的恐惧。所以当周围人都在加班时,作为个人最现实的选择就是随从,当周围人都在拼命的时候,默认的选项就是更拼。所谓的畸形加班文化并不仅是某一家企业的非人性化要求,是整个行业的常态,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物。

因此,在诸多过往的案例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反抗都难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在掀起一场网络抵制或是讨论后,随着舆论热度的退却重归到“打工人”的行列。因为这种无力不是对一家企业的讨伐,甚至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行业,而是要解决当下的发展阶段矛盾。

新媒体平台虎嗅在一篇推送里说:(中国)我们正站在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点上,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加班和一腔热血,已经不能驱动下一阶段的增长了。当互联网已成为另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面临的劳资矛盾就是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痛点。但解决这种矛盾绝不意味着对奋斗的消解,无论是个人境遇的改变还是社会的发展都需要这种正向的力量驱动。

就在拼多多员工猝死一事在网络发酵的同一时间,跨国科技巨头Google成立Alphabet(谷歌母公司)工会的消息传开,有观察者认为,科技公司成立工会像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过去几年,员工维权行动已席卷硅谷。劳资纠纷,工人维权,“打工人”吐槽“资本家”,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之下,这种现象都在密集出现。尽管中国很多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早已有工会,但显然在这一连串的社会事件中,工会并未扮演好其应有的角色。

(本文原载于香港01,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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