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微博于2020年1月6日重发了考古学者孙机于2015年海上博雅讲坛中的内容,提及中国古代战车的形制与系驾法截然不同,故中国可以进行车战,西式马车却不行、只能用来当作运载工具,从而论证中国战车的起源绝非外来。尽管该演讲已过去多年,但对于中国马车究竟如何发展出来,仍然是考古与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安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二号车,乃可坐着驾驶的安车,又叫辒辌车。(昵图网)

西方学界习惯将马与马车的使用都归功于西亚地区,认定中国必是在彼方的影响下,通过民族交流的文化传播而习得驾驭马匹和马车的方法。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便是此类主张的代表者,渠曾写过《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并在2014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称:“国外学界现在基本上已经有定论,认为马车的发源地是高加索,然后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东传到中国,其形制在传播过程中稍有改变……不过在我看来,中国马车和高加索马车非常相似,所以不能仅凭中国马车和美索不达米亚马车的差异就断定中国马车的独有性”。

夏含夷意有所指地表示:“中国学者非常希望弘扬中国文化,但是不同文化间没有高低之分……现在中国政府提供各种项目让年轻学者到国外去留学与访问,这些机会非常难得,因为多接触其他文化以后,我们才可以判断什么是独有的,什么是共性的”,以为主张马车本土起源说的中国学者纯粹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使然。不过考古研究原本就是依据出土文物与史料说话,不可能空凭爱国之情胡发议论,因此夏含夷的指责,恐怕不尽客观。

中国马车的起源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来自西亚,此为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 Pileser III,在位年间约公元前745─前727年)乘马车之雪花石膏浮雕。(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有了车辙遗迹,虽尚不清楚当时到底有无使用马车,但至少能确信彼时的中国古人对车子并非一无所悉。且目前可见的最早马车文物源自商朝,制造技术与型制都与西方有所不同,譬如西方习惯使用四轮马车,但商周以后中国却罕用之;西方马车的车舆大都在车轴前,尔后才慢慢后移,而商周马车的车舆却一直位于车轴上;且西方早期马车的轴距小、辐条数少,商周马车的轮径却往往在1.5米以上,辐条数18条以上,显示了更优越的载重能力,因此显然中西马车的技术起源有别。

而孙机教授别出心裁,通过考究马匹的系驾法,推估中西马车的起源绝对不同。孙机发现,先秦时代是通过“轭靷式系驾法”来驾驭马匹,马匹颈部的轭受力,将跑动时的能量藉由胸前的靷传递给车辆,令马的颈部气管不致遭压迫而无法使出全力,故马车性能更优越、也能从事车战。但古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却直接将缰绳套在马颈上,造成马跑得愈快、呼吸愈困难,直到8世纪后西方才逐渐像中国般改采胸系式善待马匹,但此时中国已改为胸套式系驾法,最后在13世纪又改良成鞍套式。因此如若中国的驯马与马车技术源自西方,那么便不太可能采取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形制和驾御方式。

2014年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了一套西周晚期的青铜轮牙马车,车头还有四匹马的遗骸。在文保人员的努力下,已于2020年保护和复原完毕。此为2020年7月30日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所摄的该轮牙马车遗迹。(新华社)

当然,也有许多中国学者基于考古证据和文献史料,认为中国马车的结构和出现时间与西方契合,因此主张外来说。例如学者王巍比较过两河流域与商周的双轮马车之后,认为两方的车轭、辕、轮和用途都相似,因此应有关联。再加上中亚、蒙古与中国西部发现的许多古代壁画,都有形制类似的马车内容,似乎显现马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不过由于岩画断代仍不够精确,因此对于这究竟能否作为马车传播的证据,学者们仍不敢过于轻率采之。

其实中国马车西来说,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有点雷同,出发点均是对中国本土是否拥有发展出兴盛文明的足够能力的怀疑。不过比起种族主义盛行、中国国势与自信极度低落的当年,如今中国学界已有更发达的考古技术、学问基础和严谨目光,去探讨马匹驯化与马车起源的历史真相。因此西方学界若以民族主义为由质疑中国本土说的可信度,那就未免太过轻忽持本土说学者的努力和专业、也太回避日愈丰富的出土成果了。故只要发掘的收获愈来愈多,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争议,必定也会随之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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