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秦王嬴政陆续灭掉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定都咸阳,史称秦朝。图为“秦王扫六合”题材的版画对外展览。(多维新闻)

电视剧《大秦赋》的创作者们应该要感谢拼多多,这家电商在自家员工猝死事件中的乌龙发言(拼多多官方的解释)迅速转移了中国公众的注意力,不然《大秦赋》恐怕还要继续遭受舆论的非议。

当然,哪怕是某个明星的八卦新闻,应该也能迅速抢走批判《大秦赋》的热度,毕竟对于大众来说,《大秦赋》背后的历史观、文化心理等问题,距离世俗生活还是有点远了。

其实这部大型古装历史剧的口碑崩塌早已显现,从开播时的豆瓣评分8.9,一路降至7.9,最终以6.2完结。如果只查阅大陆官媒上有关《大秦赋》的文字,或许会让人以为这又是一个凭借服化道与演员阵容高开,最终因为编剧有失水准而低走的案例。

比如有评论者惋惜,《大秦赋》为了“破圈”,加入宫斗元素、偶像剧元素,台词使用浅白的现代汉语,导致整体内容“主次不清”,拉低了层次。

近些年中国频频有类似的古装剧出现在屏幕上,大多是资本为了盈利而打造的圈钱产品。但《大秦赋》显然不在此列——被批“消解了历史正剧的严肃”的前提,是剧集本身定位在历史正剧。

开播之初,《大秦赋》一度好评如潮,除了制作、演技等技术层面,该剧被大陆官媒以及包括《文汇报》在内的香港媒体称赞“以阳刚浑厚的历史感,一扫阴柔、浮夸的伪历史剧气息”。这部在社交平台上被很多网友贴上“2020年末最燃”标签的历史大剧,显然和“流量”、“偶像”、“娱乐”等没太大关系。

然而就像鸡汤文最爱说的那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大秦赋》在播出过程中遭遇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且拳拳打在要害,充分证明了创作“方向”没选对,真的是越努力越让人觉得看不下去。

这个“方向”,就是历史观。

《大秦赋》里的秦国,仁义正派、广受爱戴,几乎称得上是“伟光正”了。秦王嬴政心怀天下苍生,“统一之梦”初心不改,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秦国群臣之间也是为了统一大业身体力行、惺惺相惜,韩非可以哀亡在李斯的怀里。

战国七雄中的其余六国,广大老百姓也都是一副“盼秦军来得解放”的心态。剧中的一个细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楚国人,公然声称“回楚国没有活路,我不愿当楚民,愿成秦人。”

可凡是在中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应该都会记得《史记》中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很多自媒体针对《大秦赋》的剧情人物设置发文“秦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指出基本的历史常识:

即便抛开“气概”,在中国古代各种文献典籍记载中,面对秦军的攻城略池,各国百姓几乎都会选择逃亡,而不是降秦,只因秦国是出了名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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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征战,秦军所到之处滥杀无数,“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统计,公元前293年,秦军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4年,秦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秦军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公元前234年,秦军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而在动辄数十万的屠杀数字中,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平民百姓。

对内统治,秦国的暴虐丝毫不遑多让,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的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国家对每一项资源都要精细的掌控,刑罚严酷且辅以“连坐”制度。这样的统治确实把秦国上下打造成了行之有效的战争机器,代价则是普通人的苦难,所以《荀子》中说“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史记》中也记载秦国“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能胜”。

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能找到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对于秦的历史评价,其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统一措施,是无人可否认的历史贡献。但这些功绩的另一面,是当时具体时空体认下的“暴秦”,是汉代初年贾谊总结过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且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核心密码。从常识出发,也应该知道“不能用这种贡献来抹杀它的残暴,否认它给当时人民带来的可怕灾难”。

但《大秦赋》却将这种重大历史共识随意涂抹,一而再,再而三让秦王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所以观众对于《大秦赋》的失望,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台词是否“玛丽苏”的技术层面。大多数人感受到却不知从何表达的“生理不适”,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直接点破。在他那篇近期被社交网络广泛转载的文章中,直言不讳的表示“大一统”并非绝对就是好的,同样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但在肯定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

特别是近古以至近代,“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不过,此类“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互联网上遇到两种反驳,一种是“不能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代”。

然而这种辩护的尴尬在于,《大秦赋》将秦国打造成一个“奋斗者联盟”,本身遵循的正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并非不能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但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共识。(视觉中国)

另一种反驳近乎于和稀泥:“没必要对一部电视剧上纲上线。”这种用四两解构千斤的说法,与《大秦赋》的导演阐述颇为相宜:“我们为这部剧所做的努力,就是想激起人们心中的那股劲儿,那是两千多年来先人们传下来的,是我们血脉里与生俱来的,是愿为国家慷慨赴死的豪情,也是‘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的理想。”

说白了,电视剧创作者们没有想什么“宏大叙事”,就是选取历史的一个切面,编写一个“合时宜”的故事而已。虽然这部剧最终在网络平台播出,但其功能性与工具性,似乎从一开始就是瞄准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晚八点黄金档。

这种对“权力意志”的歌咏,可以清晰的看出最近三十年来蕴涵在中国大众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心理的嬗变。以1998年的电影《荆轲刺秦王》为代表,陈凯歌等对于秦的历史书写,主题还是“刺秦”。尽管在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戴锦华看来,陈凯歌们自以为可以继续某种1980年代的“关于权力与人性”“关于战争、杀戮与生命”的启蒙话题,一方面表现为“渴求”政治暴力莅临,因为唯有政治暴力或曰迫害、压迫的到来,方能印证自我的正义与价值;而另一方面,“这份反抗与悲情的自我想象与主体结构,事实上极易反转并走向自己的反面:与政治权力、尤其是政治强权的高度认同。”

戴锦华毫不客气的指出,在多少带有某种自恋且犬儒的“精神胜利”的心态下,“刺秦”已经成为斑驳混乱的“秦颂”:如果不能以人性、和平、生命的名义战胜强权,甚至不能为强权提供一个在精神上势均力敌、虽败犹荣的对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占有某种权威却自愿牺牲的角色”,给予强权(或曰“权力意志”)一份最不需要的“宽恕”。

然而从2002年的电影《英雄》开始,到今天的《大秦赋》,“秦颂”已彻底沦落为不假思索的“颂秦”。权力意志不再是那个“他者”(哪怕这个“他者”曾经也只是存在于自我想象当中),而是将主体消解,看似权力意志熔铸成了新的“自我”,实则是甘心被权力意志吞噬,成为鲁迅笔下经常批判的那个名词而已。

所有的大声疾呼都源于看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冯天瑜在他的文章结尾说“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其能指与所指又不仅是历史观的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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