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面,一方面我们看见疫情来袭之初各国擅自封城锁国、边境车龙长达数十公里、一些国家阻止个人防护装备(PPE)运往他国、疫情严重国家向盟友救助却无人理会的乱况;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欧盟各国联合重开内部边境的团结、病人跨国转送的互助,以至破天荒大额共同举债救助穷国经济的创举。

卫生本是只属成员国范围的政策,可是在疫情之下人们看到大小事务皆须跨国统筹,才重新发现欧盟的重要,也有了如今获各国一致认同的“卫生同盟”主张。

主张欧洲自主的马克龙,目前正受国内伊斯兰主义争议等问题困扰,而且他更主力寻求在2022年大选中连任。(Getty)

“战略自主”的认知

此情此景,一直主张欧洲降低对美国依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口中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等政治用词,一时之间也受到广泛讨论。其最即时反映在现实中的政策,就是几无引起各国疑欧派反对的欧盟统一购买疫苗计划(成员国不能擅自绕过布鲁塞尔跟正与欧盟商谈的药商购药)。

相较于过去仰望大西洋彼岸大国的支援,经历过海外PPE被美国抢购、特朗普政府未经咨商先行对欧封关等行为,在疫情苦难中的欧洲人已真正体会到这个传统盟友的不可靠。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欧洲主要国家人民对美国的好感每下愈况,本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发现法国、德国,以至荷兰、瑞典等欧盟国家对美国的好感都跌至近廿年来最低的水平。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不稳就加重了欧洲自主的决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12月9日来到联邦议会出席2021的预算辩论会,期间就该国疫情发表演说。她说:“如我们无法在这个时刻找到解决办法,有一天我们回望这百年一遇的事件时会说什么?”(AP)

共同举债的罕见团结

这种“战略自主”倾向所带来的欧洲团结精神,使欧盟国家跨过了十载前欧债危机也未能使之跨越的“红线”:本年7月,欧盟27国领袖经过由两天变成五天的漫长峰会之后,终于冲破了北方富国与南方穷国之间的财政政策鸿沟,决定打着欧洲团结的旗帜,共同举债7,500亿欧元,一方面变相由富国资助穷国挽救经济,另一方面也让负债本高的南方国家不必因为刺激经济而要负担高昂举债成本。

在这个称为“下一世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的计划,以及未来7年的万亿欧盟预算中,虽然西欧国家暗渡陈仓,将对各国拨款与法治条件挂钩,惹起波兰和匈牙利两国不满,以其否决权在预算问题上扰攘良久,一度引起“欧盟27国”变“欧盟25国”的“后脱欧情意结”;然而,在欧洲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德国的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小心牵线之下,各方最终也在12月的欧盟峰会上以各退一步的方式接纳了这个包含着共同举债大计的预算案。同时,各国也历年来几流于空谈的欧元区银行联盟的政策上有了进一步趋向跨国融合并分担风险的进展。

拜登对欧盟的“挑战”

圣诞将临、年关将至,欧洲各国眼看着本年底英国在实务上正式离开欧盟,也期待着疫苗会照亮仍困于新冠阴霾中的欧洲大陆。适逢主政欧洲第一大国德国15年的默克尔来年即将离任,此刻的欧盟的确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未知时代的开端之上。

不少人认为,在全球大势已明显发展成中美两个地缘政治大国交手的趋向中,欧洲将会努力自立,重建自己的经济、军事、外交实力,尝试完全摆脱二次大战以来大体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历史性定位,将自己发展成中美以外的全球地缘政治第三极。

然而四年特朗普政权将逝,一位在二战期间出生的老派政治人物将入主白宫。虽然欧洲人体会过美国的单边主义转向,以及随之而来对北约、对欧美贸易关系、对欧洲安全的针锋相对,可是拜登政府的到来却似乎让原本已一脚踏上自主路的欧盟有点却步。

拜登在2019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承诺“美国将会回来”,获得在席者的站立鼓掌欢迎。(AP)

在12月初拜登胜选地位几定的时刻,欧盟委员会就向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与欧盟理事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欧美应对全球转变新议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的政策文件,内容除了抗疫、气候、贸易、世贸改革等传统项目外,还将“科技与标准制度”的项目与“保卫民主”等意识形态紧扣在一起。

当中的总论一开始就从二战后的美欧同盟关系讲起,更称:“随着美国政府更迭、欧洲行事更为自信,以及设计后新冠世界的需要,我们有个一代人一次的机会,去设计一个新的全球合作跨大西洋议程——建基于我们的共同价值、利益和全球影响力之上。”

读到此等言词,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到底是相较于特朗普四年的“旧”,还是二战以来、特朗普四年之前的“旧”?拜登上台,很可能会为欧洲带来一个熟悉的美国,欧洲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否拥抱这个熟悉的美国?

欧洲的前路:新、旧、另一种旧

在纯粹政治倾向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见欧盟内部对此仍有明显分歧。最受人关注的事件是11月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防长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笔墨之争:后者在美国大选前夕撰文主张“欧洲依然需要美国”;前者在两个星期后的访问中则点名批评卡伦鲍尔的言论,称自己“深刻地不同意”其论述,指之为“历史性的错误解读”。

欧盟似乎的确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未知时代的开端之上。(Getty)

欧盟委员会对于这种争论,当然也以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辩证法将两者的冲突化解:上述的政策文件就特别提到“更强的欧洲”与“更强的跨大平洋关系”并非对立,以化解卡伦鲍尔与马克龙论争所代表的正反意见;而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合”,正是欧洲需要自主、强大,却又要建设更强的欧美同盟关系的“新”格局。

这个“合”的一大问题在于,在一个强大的欧美同盟之中,当“大哥”的难以避免是美国,而非欧洲,那么欧洲自主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能解答,可是欧盟政界至今尚未能给出一个解答。

于是,在21世纪已过了五分之一的时刻,欧盟就站在一个三岔路口之上:它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欧美同盟关系之中、可以尝试走出一条自主自强路而成为世界第三极,也可以在尝试成为第三极的同时构建与往日不同的新欧美同盟关系。

正如沙特所言,人被咀咒而有了自由,在世界之中,他将会为他所有的行为负责。此刻的欧洲有自由决定要向哪一条路走,然而最后结果若何,它也将要为此负上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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