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考虑写点什么,来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政,”他去年在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所做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觉得要写,就写这件事的领导者。”
其成果就是一本关于邓小平专著,篇幅达876页,是这位务实的领导人迄今为止最深入的传记之一,他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并推动各项改革,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贫困。2011年《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出版,为此他做了十年的研究,并采访了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甚少跟外界打交道。他还采访了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
这本书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2012年的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入围国家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的传记类等等。但它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指责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太过宽容,包括这位领导人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血腥镇压民主抗议者时所起到的作用。
傅高义在2011年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时,为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辩护。“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某些方面,我是严加批判的,”他说。“许多美国人对邓小平的看法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他们认为那件事太可怕了。我也是同样的看法。但作为一名学者,有责任客观地看待问题。”

无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还是《邓小平时代》,面向的都是美国读者,在美国也都是畅销书。但恰是在海外的日本和中国读者当中,这两本书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傅高义举起了一面镜子,让他们得以用新的视角,审视其社会的变迁。

在日本,《日本第一》的销量远超该书在美国的销量,它还成了日本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受欢迎的话题。

“时机刚刚好,”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傅高义教授的前研究生格伦·S·福岛(Glen S. Fukushima)在电话采访中说。“哈佛大学教授出一本书说‘日本是第一’​​——这让他出了名。”
2013年,傅高义与《邓小平时代》。他的书在美国卖得很好,但最大的共鸣来自海外读者。
2013年,傅高义与《邓小平时代》。他的书在美国卖得很好,但最大的共鸣来自海外读者。 Ye Yuan/Hua Shang Daily, via VCG, via Getty Images
在中国,《邓小平时代》成了畅销书,尽管书中有几段经政府审查遭到删节或改动。中国读者如饥似渴,据报道,该书于2013年在中国发行后被抢购了50万本。
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人物,包括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领袖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均对傅高义逝世的消息表示了哀悼,由此可见傅高义的影响之深远。

新闻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