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11月24日成为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经期产品的地区，标志着 “免费月经”（Free Period）运动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近年来，女权运动家突破“月经羞耻”这一社会文化禁忌，发出了消除“月经贫困”的呼吁，许多政府也做出了不等程度的回应，苏格兰就是走在最前列的一个。

事实上，苏格兰政府已从2018年年中起免费在学校提供卫生巾、卫生棉条或月经杯等经期产品，最新通过的法案将规定政府在其他公众场所也提供以上产品，供学龄外女性自取，预计将每年支出2400万英镑。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Nicola Sturgeon）在Twitter上骄傲地宣传这项突破性的这项法案对女性极具重要性。

可能外界尚未完全体会到苏格兰政府此举的重要性，认为这只是欧洲“福利国家”又一锦上添花之举，其实不然，“月经贫困”的问题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在发达国家也相当普遍。

根据英国政府支持的“年轻苏格兰人”（Young Scot）组织于2018年开展的调查，约四分之一的女性表示自己在获得经期产品方面有困难，她们不得不向好友求助，抑或是使用卫生纸或毛巾等替代方式，而后种方式因不够卫生而增加感染风险。另据民调网站“一个民调”（One Poll）的调查，英国有13.7万10岁至18岁的女学生在2017年因无法在经期获得足够生理产品而不得不请假，平均请假天数为5天。

因此，苏格兰经期产品免费化的创举，能给许多女性直接在经济层面减负，使女性不必再替固有生理现象带来的额外支出买单。这并不是笔小数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计算，根据英国对经期产品加徴的5%增值税计算，女性一生要在经期产品上平均花费1511英镑，而在匈牙利、瑞典等经期产品增值税高达25%以上的国家来说，相关花费就更多了。

另外，此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缓普遍存在的“月经羞耻”文化，并引领全球其他国家行动。

穷国废除月经税效果不及预期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像苏格兰一样，直接大笔一挥将所有经期产品免费，因此大部分国家的活动家还是将目标设为废除经期产品的增值税，她们将此斥为“女性税”、“月经税”或更具控诉意味的“血税”，并质问为何这一女性必需的卫生用品比许多奢侈品的税率更加高。

不少政府都对此做出了政策上的回应，例如德国去年将经期产品增值税从奢侈品级的19%降至了日常用品的7%；印度也在2018年将经期产品的12%税率废除，以响应国内的诉求；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非洲国家也在积极行动，希望能通过此举来促进女性赋权，尤其是减少女学生因缺乏生理用品被迫在经期不上学、甚至是辍学的情况，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

不过，虽然这些废除“月经税”的政策看似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实际究竟成效几何？从直觉来看，废除相关税率将降低产品售价，从而惠及消费者。研究显示，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的确如此，美国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法学院教授Christopher Cotriopia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指出，在新泽西州2005年废除了经期产品6.9%的销售税后，经期产品平均价格减少了7.3%，其中价格较低的产品降价幅度较高，代表废除“月经税”的实际好处大量流向了底层女性。

但在收入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减免“月经税”的成效就不足预期了，毕竟卫生巾和棉条仍然属于贵价产品，价格减去一星半点仍是难以负担。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不那么透明规范的国家，免税的效果就更加不彰。

印度妇女的自制卫生巾质量未有保障。（Getty）

例如坦桑尼亚在2018年废除18%的“月经税”后，次年就又重启徴税，该国财政及规划大臣Philip Mpango辩称道，零售商攫取了免税利益，不肯降价，因此无法带来实质好处。坦桑尼亚政府的改弦易辙使该国消除“月经贫困”的努力化为乌有，而该国有16%的女学生因缺乏经期产品而辍学。

疫情加重“月经贫困”

除了免税效果不及预期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额外补助政策也因政府执行能力低下，难以落到实处。

例如早在2004年就免去“月经税”的国家肯尼亚，从2017年起从政府预算中拨出300万美元，用于在低收入社区的学校免费分发经期卫生用品，但旨在帮助非洲女孩健康度过青春期的“赞娜非洲基金会”（ZanaAfrica Foundaion）创始人Megan Mukuria指出，这些经期产品常常被老师偷走，还有一部分女同学因为感到羞耻，不愿向看管这些用品的男性仓库管理员申请，这导致肯尼亚在努力十几年后，截至2018年仍有三分之二女性无法负担经期用品，消除“月经贫困”的进度仍然缓慢。

慈善组织向肯尼亚捐赠的经期产品。（“赞娜非洲基金会”官网）

更严重的是，疫情使得“月经贫困”的危机越发加剧，例如家住新德里西北部贫民窟的14岁女孩Priya就表示，自己原本靠每月在学校领取的一包10片卫生巾度过经期，但在封城之后，不得不在药店花30卢比（约3港元）购买一包7片的卫生巾。

Priya表示自己实属幸运，因父母仍能负担得起这笔钱，而邻居家的女孩，因双亲失业，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经期产品了，她们只能使用布料等替代方式，而不卫生的经期用品是印度每年有6万女性因宫颈癌而死的主因。

印度慈善家Shailja Mehta曾在5月表示，该国颁发居家令期间，只有15%有需要的女性能用上卫生巾，不足2018年废除“月经税”前（36%）的一半。还有估计指出，疫情或会导致印度1000万初中以上的女孩放弃学业，而印度慈善组织Darsa曾在2014年指出，印度每年已有高达2400万女学生在经历初潮后辍学，部分原因就是经期产品不足和根深蒂固的“月经羞耻”文化。因此，这场疫情几乎使印度的“月经革命”前功尽弃。

整体来说，消除“月经贫困”仍然道阻且长。各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应积极地改变现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采取除废除“月经税”之外更加进取的政策，例如补贴制造经期产品的工厂，确保能降低产品价格。而在“月经羞耻”导致女孩辍学这方面，政府一方面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改变相关落后思想，还需配合其他一系列教育平权的措施，帮助缩窄男女教育差距，从而达到消除“月经贫困”的最终目标——即男女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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