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美国前100大企业中的30位首席执行官匆匆召开了一场线上早会,讨论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空口无凭的说法:有人从他手中“窃取了”美国大选的胜利果实。

这些高管试图找出一个办法:如何最好地利用他们个人与组织的影响力,以确保权力的和平过渡——和平交接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标志。一些与会者认为,担忧可能发生一场政变的看法是过虑了。其他人认为并非如此。大多数人只希望结束选举的混乱。没几天,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等其他一些组织就呼吁特朗普别再拖延过渡流程了。商界一如既往地厌恶不确定性。

看了新闻,我感觉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因为商界领袖们在思考自由民主在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捍卫它。但我也不禁感到,企业界的一些担忧未免“太微不足道、且为时过晚”。当特朗普政府准备通过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减税法案时,大型商贸集团多数是支持这届政府的。

我还担心,即使许多人像我一样,为商界精英们终于认真对待选举进程受到的干扰并在考虑如何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而感到高兴,但还是有7200多万人投票给特朗普,其中一些人可能不像我们这么想。

我怀疑,当这些人得知一群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碰头讨论如何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时,他们中的很一大部分人可能会这样想:“千真万确!一个由有钱有势的人组成的阴谋集团在掌管着这个国家,他们有着我没有的影响力。就是这些人阻碍着民主。”

不幸的是,他们这么想并不算妄想。任何活着的人都知道,在当今美国,体制被操纵着,有权有势的人从中获益。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本月发表的一篇特别有启发性的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对2014年一份有说服力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发现,当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转变意见时,政策变动就更有可能发生。

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学者肖恩•麦圭尔(Shawn McGuire)和查尔斯•德拉亨特(Charles Delahunt)深入研究了这些数据。他们发现,以“前10%”人口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见来考量,要预测政府政策的变动就没那么准确了。这些数据表明:“普通公民不仅对政策决策没有特别显著的权力;他们对政策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影响力”。

当然,这也是我们终结特朗普总统生涯的方式。钟摆已经过度地摆向企业集中和政商腐败那一边,他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从税收政策到公司治理再到会计准则,我们几十年来对方方面面的立法调整都更有利于资方而非劳工。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等案做出的判决也导致更大量的资金被投入政治活动。这使美国的政治性经济(political economy)的性质危险地接近一种垄断。

只要看看优步(Uber)、Instacart、Lyft等数字集团在本月是如何应对加利福尼亚州劳动法的。它们共耗资2亿美元推动“22号提案”(Proposition 22)获得通过,这项公民表决提案免去了许多零工劳动者的福利。这些公司现在很可能会在其他州继续这项努力。

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言,只有面对来自民众的威胁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会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美国企业从特朗普身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即减税和放松管制。美国大企业现在知道他再也带不来任何好处。所以它们迫切希望他走人,同时带走那些不时将它们作为攻击目标的破坏性推文。

新闻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