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后,华府一些学者期待他上台后对会对中美关系进行一次“重置”(reset),就如同10年前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台时“重置”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样。这种重置能否成功,取决于他用什么样的人,搭建什么样的国安团队,包括如何重用共和党人。

11月23日,拜登宣布自己亲密顾问布林肯(Antonym Blinken)和沙利文(Jake Sullivan)分别担任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两人预计会让美国外交回归传统与理性,在和中国加大竞争的同时开展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另外,拜登还专门设置了“气候问题特使”的新职位,由前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担任,预示着拜登政府至少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会和中国开展合作。

拜登公布的首批国安团队人员,以自由主义中间派为主。(AP)

但拜登政府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改善双边关系,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以来局部脱钩的现实或倾向会持续一段时间,尤其体现在芯片、医药等高科技领域,以及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比如在美孔子学院的遭遇。具体而言,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起。

第一,对华强硬是新时期的“华盛顿共识”。

和奥巴马时代不同,经历特朗普现象和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精英、决策者对中国挑战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美国情报和国安系统在战略上将中国认定为对手。极端右翼甚至将中国认定为敌人。拜登执政后,可能会延续“对手”的定位,进入同中国长期对抗和竞争的阶段。但策略上可能会区别于特朗普时期的手法,在出台强硬举措的同时,也会注重一些领域的合作,包括经贸上的互补合作和全球大流行、气候变化及伊朗核等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配合。

拜登也会注重和中国在互联网、海域、通讯技术、金融和贸易方面的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的争夺。在经贸层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会马上消失,两国贸易对抗仍会进行,但不会采取关税贸易战的方式,而是联合盟友共同施压中国,包括成立贸易联盟或制定符合己方利益的贸易规则。

第二,拜登外交以全面修复盟邦和伙伴关系为先。

自由派上台后仍会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对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或特朗普政府保守派提出的印太战略进行一番整合。或者布林肯等智囊团队也会推出属于拜登时代符号标签的亚洲战略,强化亚太军事和政治同盟。但他们这样做的一大前提是“修复盟邦关系”,以及重新“入群”。这也是拜登政纲所说的重振美国领导力的必然要求。

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和中国领导层交往密切。点击查看大图:

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一方面,美国盟邦体系裂痕自奥巴马执政后期就已开始加大,拜登也曾是见证者。这种体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又加速瓦解;另一方面,美国这种体系裂痕的出现,很多情况下都被认为和中国崛起有关,或者和中国在地区及全球的积极有为和战略布局有关,比如“一带一路”的推出。这就要看拜登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会不会有新的竞争理念和政策规划。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或者说自由派智囊来看,美国自身束缚很多,相关战略规划即便出台,也很难付诸实践。

第三,拜登执政以内政为先,外交政策也要更多地为内部中产及工人利益服务,从而为2024年大选积蓄资本。

拜登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疫情防控、提振国内经济、应对种族矛盾,回馈工薪选民。这也是从2016年希拉里(Hillary Clinton)败选总结的经验。特朗普打贸易战,限制外部移民,其实就是在尝试缓解这些内部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内政行为。

未来4年,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不会走远,底层对建制体系的不满依然存在,他们4年前的焦虑并未缓解。尤其是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情况下,相关抗疫及经济刺激计划都将耗费拜登政府大量精力和时间。拜登不能像老布什(George H. W Bush)那样在国外发力过猛。如果选民诉求和焦虑得不到缓解和解决,4年后的2024年大选拜登和民主党就可能被右翼反扑。

所以,从这三个层面讲,拜登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难有大的作为,至多是回归正常,但也回不到过去良性的竞争常态。另外,美国两党和企业界所关心的中美经贸结构性议题,比如产权盗窃、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短期内也很难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不过,拜登团队也不会和中国打冷战。一方面是中国不打,美国盟友也不配合;另一方面拜登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一些内政和国际议题上,会有和中国的合作空间。拜登也会利用和中国领导曾的私交,把控好大方向,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避免双边关系因为误判和错估而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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