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直辖区各个方向被三十万农民包围。这也是北印度各邦“Dilli Chalo”(向德里进军)示威活动的第二天。这也是印度政府自9月下旬通过三项农业法案后,该国遭遇的最新、最大的一场民变。

早有预料的风波

据悉,数十万示威农民是在“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等110多组织领导下展开统一行动的。虽然印度各地警方已“预防性逮捕”了至少一百多名农民活动家,新德里警方还拘捕了至少720名先行入城的示威者,但德里城外的农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聚集。

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三地的农民组织共同策划了此次大规模行动。其中。旁遮普邦高达二十多万的示威者尤其突出,当地对于南下农民的劝阻也相对较少。这与旁遮普由国大党阵营控制多少有些关系。(谷歌地图截图)

在旁遮普邦,有二十余万人突破封锁,集结到德里郊区。另有近十万人从北阿坎德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等地分头出发,突破了当地印度人民党(BJP)政府设置的封锁线。示威农民计划在28日配合拖拉机车队冲进新德里。

对新德里的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来说,这场大规模的农民示威是早有预料的。

在6月下旬时,印度政府就计划实施三项农业法案,到9月下旬,印度议会上院审议通过了《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三项农业法。这三项旨在“推动农业改革”的法案也成了此次风波的诱因。

北印度各个农业大邦面临着新冠疫情等风波的冲击,新德里的帮助却是有限的

印度在野党团、农民组织指出,这三项法令允许大企业操纵农产品价格,会削减农民的议价能力,亦可能会破坏“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影响农民生计,印度各地农会组织、党派即从9月下旬开始以“国民示威”(Bharat Bandh)方式展开抗议,掀起民变。其波及地区包含旁遮普、哈里亚纳、喀拉拉等七个邦,包括印度农民联盟(BKU)、全国人民党(RJD)以及印度革命马克思主义党(RMPI)在内的中左翼党派领导了此次行动。

莫迪当局改革农业法案的方案有其现实意义。由于印度农业水平低下,农业占经济比例较高,因此新德里方面在大举出口农产品创汇之余,也必须出于经济、政治等目的,对农民采取补贴救助。这其中最常见的手段莫过于使用以高于市场的固定价格收购粮食等农产品。这种补贴给不堪重负的印度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是一种负担。

对于视农民为基本盘的印度人民党当局来说,补贴政策是一种不得不坚持的国策。可到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印度,受困于需求萎缩、资产负债持续恶化等诸多经济难题,印度的财政压力已不堪重负,莫迪当局为缓解财政压力,就不得不走出这一步。

在新冠疫情下,印度农民的组织性得到了被动加强

危机升级的时刻

虽然莫迪当局许诺,称新法案不会破坏MSP制度,但新德里的许诺在两个月后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到11月中旬,在贾坎德、拉贾斯坦、马哈拉施特拉、卡纳塔克、比哈尔、安得拉、奥里萨等农业大邦,当地的国家指定春、秋季农产品收购价远低于当地政府建议水平。

不可否认,莫迪当局的确履行了承诺,不仅维持了MSP,其设置的农产品MSP较之上一年度价格还有所上涨。譬如每百公斤小麦的收购价在2019年时还是1,925卢比(约为26.06美元),2020年时即上涨为1,975卢比(约合26.64美元)。

可是,这种提升幅度在各地看来实属杯水车薪,几个农业大邦指出,考虑到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下的劳动力成本、农民贷款利息、农户租佃、农产品安全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粮食实际收购价应超过这一数额。

譬如在受灾严重的贾坎德邦,当地政府就认为每100公斤小麦收购价应包含补贴,应为4,254卢比(约合57.43美元)。遭受水灾、蝗灾的比哈尔邦等地也开出了每100公斤小麦收购价为2,583卢比(约合34.87美元)的建议价格。

在新德里与各地就农产品收购价持续相持之际,此前抗议农业法令的“国民示威”也由此升级。并最终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示威活动。

对印度农民来说,高压水龙和催泪弹不算什么,因为他们遭遇过更可怕的事情

目前,印度当局已调集数万军警在哈里亚纳邦等农业大邦设置封锁线,设法拒止从北方南下的数万农民进入德里边界。印度军警还使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试图驱散沿高速公路向德里进军的农民大军。

但随着至少五万农民在哈里亚纳邦翻越了四道警方设置的封锁线,并沿多条路线化整为零前往德里边境,加之印度各大在野党团也在声援示威民众,一场规模空前的风波还将持续,并将继续给莫迪当局带来可以想象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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