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早,香港立法会续会,15名民主派议员向立法会主席递交辞职信。(HK01)

香港立法会终于可以准时开会,而不是被反对派“拉布”。按照日前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原定今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4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同时,取消议员资格事实上的裁决权也被交到港府手中。决定公布后,香港立法会15名泛民主派议员“总辞”以示抗议。

这是香港立法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集体辞职。本届香港立法会原有70席,经2016年梁颂恒、游蕙祯宣誓案被取消资格、2017年梁国雄、姚松炎等4人被取消资格、工联会何启明转任劳福局副局长、3名泛民议员拒绝延任,只剩下62名议员。此次4人被取消资格及总辞事件过后,议会更只剩下43名议员,其中41名是建制派。

空荡荡的立法会,掩盖不住不同立场之间的激烈“交火”。

在香港泛民阵营与一些西方国家看来,北京的做法破坏了香港的自由、自治与法治。英国外交部连续两天发表声明批评北京。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11日称,北京此举是“骚扰,窒息”香港民主派,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与香港长期稳定;12日,他再次指责北京“明显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奈杰尔·亚当斯(Nigel Adams)12日也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言说,这是自1997年以来,英国第三次认定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也是过去六个月内第二次作出这样的判断。英国外交部当天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表达英方的深切关注。

目前正出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德国11日表示,本事件是“中国进一步打压香港多元主义与言论自由的证据”。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样的现象“非常令人担忧”。不过,德国的声明中并未提到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或是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

欧盟也发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的有关决定进一步明显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自治,呼吁北京立即收回有关决定。

美国国安顾问奥布来恩(Robert O’Brien)亦表示,中国政府已严重违反了其所做出的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指认打压香港自由的相关官员,并对进行制裁。就在几天前的11月9日,美国刚刚宣布对四名驻香港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称此举是回应他们协助在香港施行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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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少数几个国家”对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妄加指责”,“第一没有资格,第二没有道理,第三没有市场”。

大陆官媒新华社旗下新华网也发文称,被取消资格的4名议员严重违反了就任时自己的誓言,违反了必须遵循的宪制秩序,“取消其议员资格于法有据,天经地义。”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指出,此次中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并非释法,而是在立法会延任一年的特别情况下,为如何处理违反誓言议员的特别问题,提出一个使《基本法》第104条可应用、可落实的方法。她表示,此举也定出日后关于违反宣誓行为的处理办法,有理顺的作用。

而在傅健慈、梁美芬等建制派阵营看来,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议员是“咎由自取”。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创会会长陈曼琪等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是合宪、合法、合宪政秩序及国际政治惯例的宪制决定。

大多数情况下,争论并不能说服观点不同的人。就像《纽约时报》所言,“总辞”在一方看来是“一种有效的抗议形式”,但在另一方看来可能“相当于单方面解除武装”

但无论如何,经过此次雷霆手段,北京已为香港政治重新立下规矩,“对今后香港政治生态和秩序将有重大影响。”有评论认为,在北京看来,当前香港立法会的现状妨碍到香港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令香港社会无法“齐心协力提振经济、保障民生”。

如果再联系港版国安法,短短几个月间,中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项重磅立法,按照北京的说法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其一个直接影响是香港一直以来在理论上强调、在现实中弱势的“行政主导”,正从概念、倡议变为政治实践。

当然,行政主导不是行政独大,更非行政霸权,而主要是指在香港现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突出行政权的强势地位。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香港民主派和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北京想把立法会变成“橡皮图章”的想法并不奇怪,这样的担心可视为对港府的提醒,可以看出人们倚重和珍惜香港现有的权力制衡。

但就像一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北京不太可能也不应该改变香港立法会对于港府的监督制衡作用,主要是为了杜绝立法会过于内耗和反中的乱象,才赋权港府裁决立法会议员资格。“北京对港府的赋权主要限于国安层面,只要立法会议员的行为不明显涉及违反国安,在香港现有政治环境下,议员的监督权还是很大。”

香港建制派普遍对暴力阻挠立法会议程的行为表示反对。(HK01)

更值得讨论的是,面对此次中国人大的涉港决定,港澳办、中联办在回应时都特别强调了源自邓小平的“爱国者治港”。前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在面对媒体时直言“我们需要爱国者”。

应该说,主权国家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对管治者有爱国要求,其实是再正当不过的基本政治伦理。在这一点上,没有中西之分,也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有观点表示,如今北京在一个白纸黑字订立的规则下再去强调爱国者治港,并不是因为讨论其合理性问题,而是提醒香港社会的本土抗争派、分离主义,警告他们何为“一国两制”,以及要明白“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有爱国者的前置条件。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今天中国中央政府所要求、期待的香港“爱国者”,与邓小平口中的“爱国者”有什么不同?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指出,爱国者是指“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爱国”和“爱港”并非对立的选项,而是统一的整体。

但因为邓小平的说法相对抽象,落实过程中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在开放和辩证视角下理解爱国。香港回归以来,中国政府及其涉港机构在界定爱国者时似乎有时并没有一个比较令港人信服、严谨的定义,以至于被不少人利用和钻空子,不少口头上喊着爱国爱港却擅长投机的人化身成了爱国者代表,真心支持“一国两制”但有不同意见的人却无法获得应有的空间。这令不少人对北京治港的爱国者标准存疑。

事实上,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爱国者的内涵同样需要要与时俱进。香港回归前后,当时最主要的诉求是确保香港平稳回归,那时候的爱国者内涵自然侧重支持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过,虽然香港的爱国者定义范围较为宽泛,“但是一定不能包括那些揽炒派议员,以及激进的要颠覆国家政权的议员。”

何况在香港已经回归23年的今天,主权回归不再是个问题,爱国者的内涵显然应该侧重当年邓小平说的“尊重自己民族”、“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上述背景下再来看,多维新闻和港媒香港01近年来提出的“香港应建立特区公民制度”和扩大高阶官员问责范围的倡议,就有自洽逻辑。

北京学者田飞龙还认为,泛民总辞之后,正好留下了一段政治空白期,那些能满足爱国者的标准,同时又不是传统建制派的一些真正的泛民主派,或许可以将这个空白填充起来。

也就是说,“忠诚反对派”在未来的香港政治中,大有可为。

同时田飞龙表示,中央对香港拨乱反正的动作肯定没有结束,香港社会需要有心理的预期与准备。“要想了解中央要做什么,还是要回去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部分的清单。”

比如有评论者提出,香港《基本法》关于拥有外国居留权的港人可在立法会最多拥有20%议席的规定,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在今天香港是否还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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