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个好东西,如果我当选的话肯定会延续的,并以此作为新军控条约的基础”,拜登(Joe Biden)在竞选期间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友好表态”无疑让近来在条约延期问题上陷入僵局的普京(Vladimir Putin)当局看到了曙光。

2010年4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左)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emitry Medvedev)在布拉格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彼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Joe Biden)在其中助力甚多。(Getty Images)

然而,这样零星的“友好信号”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莫斯科方面对拜登时代忧心忡忡的态度。

“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确实这么认为的”,同样是在总统大选期间,类似于这样的“硬核反俄”言论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拜登的公开发言中。而在尖锐言论之外,普京当局早已领教过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政府的“打压组合拳”。

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美国对俄罗斯可谓是“火力全开”:先是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在普京以“绝地反击”之势一举兼并克里米亚之后,奥巴马当局迅速牵头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发起了强力且连绵不断的制裁举措,并将俄罗斯一脚踢出了八国集团(G8)。

这种在奥巴马时代弥漫于华府上下的“反俄铁幕”并未因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特朗普本人与普京私交甚笃,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改善美俄关系。但在国内“反俄铁幕”的重压之下,特朗普的努力大多无功而返。

更有甚者,为了在“铁幕”前自证清白,特朗普有时甚至得加码制俄举措:大选之前围绕北溪2号工程的系列制裁,此前先后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并在近来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问题上频频发难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

虽然如此,鉴于特朗普本人并不存在浓重的意识形态式的反俄情节,相比于奥巴马时代,特朗普时代的俄美关系至少得到了部分缓和。

华府在此期间不再主动扮演牵头打压俄罗斯的“主导性角色”,同时,在涉及俄罗斯重大地缘利益的问题上也低调地做出让步——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中立与沉默。

“从个人层面来讲,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个可以协商之人,在谈判中也总会主动寻求妥协之道。但他背后的政治体制却是个糟糕的典范,我们根本无法与这样的体制打交道”,普京在大选来临前夕颇为公允地评价了特朗普时代的俄美关系。

2019年6月28日,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左)举行会晤。尽管普京与特朗普之间拥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但这并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陷入“对抗泥潭”的俄美关系。(AP)

随着拜登时代的来临,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围堵压力只会进一步增大。不过,所谓“危机并存,相生相克”,在一片黯淡的俄美关系前景下,依然存在一些可能带来转机的曙光。

首先,拜登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问题上的积极态度颇令普京当局欢欣鼓舞——因延期失败可能带来的“新核军备竞赛”陷阱始终是高悬于莫斯科决策层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其次,因为拜登本人与“铁幕”之间的融合关系,相比于“局外人”特朗普,拜登时代的美国对俄决策反倒有可能变得更具规律性与可预测性。这也将使得莫斯科方面的应对举措不再如特朗普时代那般应接不暇,焦头烂额。

基于上述预期,精于地缘博弈游戏的普京还不忘向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华府抛出“理念同盟的橄榄枝”。

“民主党传统上更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理念,我曾经也当过18年的苏共党员,现在也仍然相信党所代表的左翼理念和价值观。因此,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之间(俄罗斯与民主党)可以被视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显然,普京这一“橄榄枝”的作用并非在于劝服拜登对俄收手,而意在为俄美关系兜底,使之不至滑向全面对立的境地。

戏台已经搭好,拜登时代的俄美关系何去何只能交由时间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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