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初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纷乱却迄今未休,特朗普(Donald Trump)既指控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窃取”胜利,又试图在各州发起诉讼调查选举舞弊。且教人发噱的是,无论是特朗普或拜登阵营,都搬出美国宪法做为护身符。前者的支持者坚称:特朗普守护了美国宪法,民主党若胜选将摧毁宪法云云;拜登的支持者亦认为拜登才是宪法的捍卫者,并庆幸拜登当选乃美国理性与民主的回归。

特朗普至今仍拒绝承认败选,他声称民主党“窃取”了自己的胜利。(Reuters)

这种对宪法的狂热,美国法律学者刘易斯‧亨金(Louis Henkin,1917─2010年)早有过描述:“对于美国人民,宪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的象征”。然而,史实证明美国宪法从未达到如此境界。尽管做为世上首部成文宪法,其给了后进国家诸多启发与贡献,但无论就费城制宪会议的动机与宪法条文来看,其实并不符所谓的“民主”程序与价值,而这亦是造成美国体制紊乱的远因。

许多人以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解决邦联议会(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的软弱,好将各州统合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其实负债农民与缺饷老兵于1786年发动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才是促使各州警觉应当联合一致的主因。美国战争部长诺克斯(Henry Knox,1750─1806年)在起义期间写给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的信中便说道:“这些暴乱份子从来没有纳过税,或者只纳过一点点。但是他们看到了政府的弱点:只要和富人一比较,他们立刻就感到自己实在太贫穷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所在,于是,他们便决定利用后者来校正前者。他们主张,美国的财富得以免遭英国人的劫掠,是全体美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些财富也应当由全体美国人共同拥有”。

1787年美国费城会议的召开初衷原本仅是为了修改《邦联条例》,不意各州代表却瞒着人民与州议会自行制定宪法。此图为美国画家朱尼厄斯(Junius Brutus Stearns,1810-1885年)于1856年绘制的费城会议想象图,画中站于台上的人即会议主席华盛顿。(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

诺克斯担忧若任由大多数人民掌权均分富人的财产,将危害政府的稳定。加上彼时部分州议会实施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令不少农民得以跃入政坛发声,并制订限制商人权益的法案,这更令菁英与富人们忧心忡忡。值此情势,这才有了费城会议的召开。且会议起初本是要修改《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会议代表们却瞒着各州与人民私自写出一部宪法,并禁止会议记录外传,宪法的批准更是交由各州议会负责而非人民公决,故无论就程序或条文来说,这实在都称不上“民主”的展现。

再说于会议期间,制宪代表们屡屡出言讥评人民与“民主”。如康涅狄格州代表谢尔曼(Roger Sherman,1721─1793年)反对国会第一院(即众议院)交由人民普选,因为“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弗吉尼亚州代表兼州长伦道夫(Edmund Jennings Randolph,1753─1813年)亦扬言“由人民行使政府权力将会吞噬其它部门”。

马萨诸塞州代表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1744─1814年)也附和道“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彷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由于马萨诸塞州州长被百姓要求降低薪水,因此格里咬定此种利用“民主”程序限制官员待遇的行径属于“作孽”。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费城会议里极力主张多数民主的危害,以及保护少数富人菁英的权力,渠在日后也出任第四任美国总统。(Getty)

弗吉尼亚州代表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年)则主张国会的两院中好歹得有一院得由人民选举以“做为自由政府的明朗象征”,但他也强调多数民主的危害:“一旦多数人在什么地方被一种共同情绪联合起来,有机会得逞,少数人的权利就会失去保障。在一个共和政府里,多数人一旦联合起来,总能找到机会”。

乍听之下,麦迪逊这是在替少数人的权益着想,但衡诸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身为“少数人”的其实正是富豪、奴隶主等政商菁英,假使真的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被压制的铁定是这帮人,故麦迪逊等人千方百计想要让宪法既有让人民参与的民主外衣、但实质上又不能参与过深。麦迪逊主张道:“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扩大治理范围,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为数众多的利益和党派”。以事后诸葛的角度审视,麦迪逊的话果然应验,美国人民尽管都同在星条旗的庇佑下,但却因宗教、种族、社会福利、就业、战争、教育等各种问题撕裂成各种光谱,真正得势的仅是一小撮资本寡头,这实在不能不“归功”于麦迪逊的深谋远虑。

为了保护富人的财产不受侵夺,制宪代表们于宪法第一条第十款里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通过任何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这实际上就是要防止人民立法免除债务与削夺富豪财物。还有为了照顾奴隶主的利益,黑奴竟也被当作计算众议员比例的基础,每五分之三个黑奴等同于一个自由人,这是对“财产权”的扩大解释与对人权的戕害。尽管有像宾夕法尼亚州代表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1752─1816年)这样的反奴者痛批道“把奴隶计入众议员的席位分配,算是什么原则呢?他们是人?那就承认他们是公民,让他们选举。他们是财产?那么,其他的财产,为什么又不计入众议员的席位分配呢?”可叹的是,制宪会议没听进这样的诤言,埋下日后奴隶制存废与内战的根苗。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在费城会议提议让参议员与行政官都成为终身职,但并未被其他代表接受。(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此外,为了争取舆论对宪法的支持,在宪法草案送交各州议会批准期间,麦迪逊还以化名发表文章,以曲笔包装对资本家的维护:“对财产的所有权,源于人们才能的差异……保护人的才能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批评古希腊罗马式的纯粹民主乃“动乱和竞争的场所,它无法保障个人的安全或财产权”,并称平均分配财产是种“险恶的计划”。麦迪逊鼓吹称,控制政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由群众选出少数公民组成政府”。说穿了,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就是为了保障少数菁英能把持政炳,不让在经济与政治均属弱势的多数人民有机会反制。为此,纽约州代表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年)还一度在制宪会议中提议,应让参议员与行政官(即总统)做为终身职,只是并未被其余代表接受罢了。

这部不符民意、又利用制度的制衡压制直接民主的宪法草案,其实制宪代表们也深知不妥。比如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弗吉尼亚州代表梅森(George Mason IV,1725─1792年)便批评称“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作的”。但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缓颊称“不论再开多少制宪会议,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由此宪法遂在39名代表的签名下被送往各州议会审查,最后在今日成了美国精神的另种具体象征。

然而美国宪法的保守与缺陷,在在限制着人民意志的真正展现,违反票票等值的参议院、选举人团、大法官等设计,无不是同“民主”对立的产物。且最根本的是,美国体制确保资本寡头能长期独占利益以及对外扩张,而美国人民即便再愤怒再反战,也难以自法律层面健全福利政策与消弭战争,徒有选举的权利而已。即便单论拜登个人,亦是个曾支持《枪枝持有者保护法》(Fire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与赞成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客,并非跳脱利益结构的崭新人物。故美国人民与其他地区若将拜登的胜选视为美国制度的自新成就,恐怕是过度乐观的盲从想象,深堕于麦迪逊等人的神话中而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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