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神经现实  

  约2%的美国男性认为自己是双性恋。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研究者对男性双性恋是否存在的疑问从未停止过。

  在2005年,西北大学的性研究者迈克尔·贝利(J。 Michael Bailey)和他的两名同事找来了一些双性恋男士,向他们播放了一些色情短片(片中人物要么都是男性要么都是女性),同时,对参与者的主观唤起程度和生殖器官周长变化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和异性恋或男同性恋相比,男双性恋并不会对男性或女性影片都具有强烈的性唤起。这与针对女性性唤起的研究结果不同,无论是女异性恋还是女同性恋,对于男性或女性影片都会有生理唤起。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贝利2005年的研究,标题为:《异性恋,同性恋,还是谎言?重新审视双性恋》。

 - Steve Aparicio - - Steve Aparicio –

  贝利等人的研究引发了更多的后续研究,其中一些成果让贝利修改了自己的结论。2020年7月,贝利和12名同事在 《PNAS 》上发表了一篇综述,他们重新分析了8篇与男双性恋相关的研究论文,包括2005年贝利自己的研究。新的分析结果指出,自称双性恋的男士确实对男性和女性色情材料都表现出了生理唤起。该综述认为这些数据“为男双性恋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

  PNAS的这篇文章获得了媒体的正面报道,收获了一些活动家的好评,他们认为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这是对被边缘化的性别身份的一次正名。但是,该研究也遭到了其他科学家及许多双性恋人士的强烈反应,其中一些人主张,研究者试图基于生理唤起证明双性恋存在,这种方式完全不足以反映双性恋人士真实的生活体验。同时,该研究激起了一场关于人类性研究伦理问题更加广泛的辩论——酷儿(queer)人群的真实体验是否需要科学研究的正名?如果需要的话,科学家应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贝利则为该研究进行了辩护,他坚持认为应该对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以便理解这一性别身份。他说:“研究可能会冒犯一些人,尤其是研究的目标群体。如果在考虑研究方向时受此制约,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探究一些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话题。”

  约翰·塞拉(John Sylla)是该研究的其中一名共同作者,也是私人基金会美国双性恋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Bisexuality,AIB)的主席,该文章中被重新分析的一些研究就是由AIB资助进行的。塞拉认为,这只是科学自我修正过程的一个部分。“坦白来说,这是让双性恋变得更酷、更自然、更正常的又一步。”

  但有人并不觉得该研究有这么积极的作用。格雷格·艾伯里(Greg Albery)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位疾病生态学家,也是一名同性恋人士,他说:“我脑海中立刻闪过的词语是高傲和不必要。”

  他补充道:“我最为担心的是,为了证明人们在性别或任何方面的身份是有效的,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前提,即这些身份需要先被科学证明存在。”

  多年来,性研究者对于自称对多种性别的人都感到强烈吸引力的人持有不同看法。性研究先驱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1948年写道:“男性中并不仅仅存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两类人群,这个世界并非只有绵羊和山羊。”

  然而,还有的研究者对男双性恋是否真的对男性和女性色情材料都会产生生理唤起抱有疑虑。他们认为,自称双性恋的男士实际上是同性恋,由于双性恋听起来和异性恋更接近,听起来更容易被社会接受,所以他们才自称为双性恋。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试图使用体积描记术(plethysmography)收集数据,体积描记术测量的是器官或身体其他部分在体积或周长上的变化。

  阴茎体积描记法指的是,研究者使用环形拉力的测量工具,即一个小的环形橡胶管,与传感器连接,内部装有液态导体,这种工具可以测量阴茎周长的改变量。研究者会指导男参与者如何将阴茎吊在体积描记法设备上,然后向他们展示色情视频,测量他们的生理唤起程度。

 - Richard “ROH” Rücker  - - Richard “ROH” Rücker  –

  对上述方法的质疑指出,该方法创造了一个高度虚假的场景:参与者在非常不熟悉的环境中,阴茎被一个测量仪器拴牢,看着别人挑选出的色情短片。这样的实验设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性取向呢?

  阴茎体积描记法的历史也令人堪忧。一些国家的移民局用该方法检测被认为是同性恋的难民是否真的是同性恋。时至今日,一些美国法院也还在使用该方法评判性侵犯者的恋童程度。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该技术有助于量化性唤起程度。一些针对双性恋男性的早期研究指出,用体积描记法测得的性唤起程度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结果不同。例如,在贝利2005年的研究中,尽管男性参与者自称对男性和女性影片都有唤起,但他们的阴茎似乎更偏爱其中之一。

       贝利只招募了33位双性恋男士,最终结果中,只有22人对所有色情材料都产生了足够强的性唤起。随后的研究得到了与其相悖的结论*。劳伦·比奇(Lauren Beach)是西北大学一位研究污名化和LGBT健康的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双性恋健康研究小组(the Bisexual Research Collective on Health)的创立成员,他指出,基于如此少的参与者得出如此“有力“的结论,2005年的研究无异于“伪科学”。

  *译者注

  一些研究显示双性恋男性对于两性均会产生性唤起,而另一些显示他们只能产生单一性别的性唤起(monosexual arousal)。近来一项研究表明,男双性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果是更偏向同性恋的男双性恋,那么对男性影片的性唤起程度更强。如果是更偏向异性恋的男双性恋,那么对男性和女性影片都有会明显的性唤起(Slettvold et al。, 2019)。

 - Nazar Roark - - Nazar Roark –

  以更大的数据集为支撑,贝利等人发表于PNAS的新文章力图提供更加明确的、决定性的证据。不过,该文章几乎立刻就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非议。尤其受人诟病的是,该文章模糊了性唤起和性取向的界限,而性取向是一个比生理反应复杂得多的概念。

  科里·弗兰德斯(Corey Flanders)是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一名助理教授,她研究性别与性取向少数群体的健康状况差异。她指出,性取向“有多重表现方式”,“性取向绝不只是能用瞳孔扩张或生殖器唤起来测量的生理唤起”。

  弗兰德斯还补充道:“性取向是一个非常宽泛和丰富的概念。”

  杰里米·杰伯(Jeremy Jabbour),西北大学临床心理学方向的一名博士生,也是该文章的一位主要作者。他对于上文提到的批评表示理解。杰伯自己也是一名酷儿,他提到,对于应该如何呈现研究数据,他和其他资历较高的作者之间存在分歧。他告诉我们:“关于我们想要如何构建这篇文章的框架、标题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使用何种术语,我们也有过反复讨论,但我输掉了这场较量。”

  杰伯认为研究中的“性取向”一词本应仅仅指代性唤起模式,他认为“很明显我们谈论的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性取向”。但是,他也承认,“显然,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不是这么认为的”。

- cami fernández -– cami fernández –

  贝利对这些争议并不陌生,他坚持捍卫团队在术语上的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如果一名男性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唤起模式,相比于他自我报告的感觉,我更相信研究结果。我相信,对于男性,对性取向最好的解读就是将其视为一种性唤起模式。”

  为了解释男双性恋心理学研究的合理性,贝利引用了关于男双性恋的一句老话:“我的一些同性恋朋友会说,你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异性恋,否则就是说谎。我觉得他们自己经历过一个自称双性恋的阶段,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所以他们经常会说那句老话。”

  然而,性取向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其他性研究者质疑是否能用测量出的唤起程度来确认某人的性取向。西北大学的另一位性研究者布莱恩·范斯坦(Brian Feinstein)说:“我们都知道人的吸引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东西会激起不同人的兴趣。”

  比奇同意范斯坦说的,他还问道:“谁决定了什么材料能激发唤起?难道‘(如果你是双性恋)你一定会被这个视频唤起,如果你没有,那你就一定是同性恋?’”

  科学研究应该在为酷儿群体辩护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历史悠久,人们对于文章的强烈反应只是这一辩论的缩影。

  历史上,拥护者秉持“LGBT身份与生俱来”的观点,努力争取婚姻平等,反对声称可以改变性取向的转化疗法,专家们也认为后者是欺骗人的、非常有害的。调查表明,相较于认为性取向是自己决定的,相信性取向是由生理决定的人更加支持同性恋权益。

 - Steve Aparicio - - Steve Aparicio –

  塞拉和美国双性恋协会接受了贝利等人的研究方法。协会由性研究者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于1998年创立,关注研究、教育和社群建立,负责运营Bi.org、Queer Majority等网站。在贝利2005年研究发表后,塞拉初次接触了贝利,他告诉贝利协会可能有兴趣资助后续研究。2020年PNAS文章涉及到的8项研究中的6项都获得了协会的资助。

  塞拉说:“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性问题举步维艰。一些人认为性取向只是个人选择。那么,通过科学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和个人判断无关的研究证据可能是有帮助的,人们会看到,性取向就是与生俱来的,与选择无关。”

  近些年,尽管LGBT群体在美国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和研究者发出了质疑:为什么人们需要科学证据来为他们的真实经历正名。来自美国双性恋协会的弗兰德斯对2005年的研究回应道:“我能够理解协会和其他双性恋人士的意图,他们想要纠正社会对于双性恋的描述,这种方式就像是:‘哦,存在这个研究,我觉得它是错误的,而我有方法也有资源能够介入研究,从我的角度讲出不同的故事,以期更准确地反映我的存在、我真实的生活。’”

  但对于2020年的这项研究,它究竟对双性恋群体有什么价值,弗兰德斯表示怀疑。“和许多双性恋人士还有双性恋活动者类似,我在想,我们真的需要以这种方式去探究问题吗?我们不能直接以人们自己的说法作为根据吗?如果一个自认为是双性恋的人就是双性恋,因此男双性恋存在,这样多简单、直接。”

即使该研究给出的结论是男双性恋存在,乔治城大学的研究者艾伯里说:“仅仅是认为这是个必要的问题,你立刻就动摇了一大群人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如比奇、弗兰德斯和范斯坦都认为,性研究者把双性恋是一种性取向当作公认的前提。

  此外,比奇还强调,那些似乎对双性恋表示怀疑的研究问题本身就是有害的。“有些心理学研究否认、不支持双性恋人群的性取向,这对于双性恋人群是直接的心理伤害。”

- Ester Zirilli -– Ester Zirilli –

  贝利此前也面对过这些批评,但他依然为自己的研究辩护:“我和他们处于不一样的世界中,在我的世界里,知识是好东西。”

  他还补充道,他的研究“为消除许多群体长期以来的污名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表达不满的群体伤害了性研究领域,“我从1989年开始做学术研究,这是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经历过最糟糕的时刻。”

  其他研究者倒觉得对研究的批评并没有多么冷酷无情。在弗兰德斯后来给我们发的一封邮件里,她主张,人们对研究表达的不满实际上能让科学更好,推动科学家对“更多的经历和角度”进行解释。看起来,有些性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身份的某些基本属性是否真实存在,这种研究方式迫使酷儿们“加入了一场事关个人身份的学术辩论之中”。

  弗兰德斯觉得科学家应该质疑与性别有关的传统假设,把边缘群体的真实体验放在核心位置。她在邮件里写道:“我不相信感到冒犯的人们让这个世界更糟糕了,再次强调,我坚信敢于向压迫制度说不的人们对于科学发展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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