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警方提供的数字,过去一年近9,000人因反修例相关事件被捕,当中四成(约3,666人)为学生,其中逾1,600人为中学生。(HK01)

曾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被捕者中,近半数为学生,很多人将此归咎于香港教育出了问题。为此,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近期推出一个研究项目,名为“关于港澳中学教材研究课题”。

日前,香港九龙塘一名小学教师因在设计的教学材料等包含“港独”信息,并有计划地散播,被取消注册。

香港的中学教材问题,引起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的关注。

根据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官方微信10月27日消息介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化合作与学术交流,充分发挥内地中学教师的专业和实践优势,鼓励更多优秀教师参与港澳中学教材的研究工作,提升港澳中学教材的质量和水平,清华大学港澳研究基金将港澳中学教材研究列为今年重点立项研究课题。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写道,中心向大湾区中学教师征集研究题目,由中心进行评审,并提供经费,每个项目不超过两万元人民币,并指出研究要求“主要从教材出发开展,在探讨香港或澳门地区特定学科的中学教材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对现行状况的梳理、相关问题的分析,并着眼于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香港《星岛日报》10月28日援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的话称,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不多,“不只不认识,还有反叛行为”,而香港回归以来面对的教育问题,主要涉及教师,但教材带来的影响亦必不可少。

他说,这次清华大学港澳研究基金以港澳中学教材作研究项目,完全不奇怪,“可以看看在‘一国两制’下有无适合香港的教材,以及为何教师会制作一些不负责任的教材。”

叶国谦相信,等到研究结果出炉,若有好建议,有关办学团体,甚至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应该考虑跟进,而关心教育问题的中央官员,估计也会予以重视。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认为,内地很多研究机构、智库、学者,甚至会委托香港机构等,不时就香港课题进行研究,过去可能多涉及法治方面,研究有关学校教材较为罕见。

他指出,自己过去一直有提醒有关方面学校教材的重要性。教材主要是课本、教参,在内地可谓“压倒性地”重要,但在香港绝非最重要,而现时课本一定要交教育局审定才可发售,问题不大。

至于最引起社会关注的校本教材未经审批问题,邓飞指出,学校校内应有监管机制,过往基于信任,都交由负责老师全权处理,但现时出现政治元素、社会环境影响,学校要做好监管,即是质量监控。他也促请港府教育局跟进,认为如果相关指引不足够,就要做多些。

香港警方表示,5月份被捕者中180人为学生,涉及约60间学校,当中80人未成年。(HK01)

今年5月,多个香港教材又被爆出存在歪曲历史、且明目张胆灌输“港独”观念的问题。当月1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教育不可以成为‘无掩鸡笼’,今年内一定会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要如何处理。”

一个月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6月26日介绍,当“港版国安法”生效后,教育局将会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该法的重点内容及重要性等。

9月底,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称:人教社)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合编教材工作取得新进展:相关教材的英文版、葡文版将于2021年投入使用。人教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透露,借鉴澳门教材编写的经验,人教社已经着手开展了对香港中小学教材进行诊断分析,并且启动了有关教材的研发工作。

多维新闻曾在《国民教育缺失遗祸 香港立法会审查教材破局》一文中指出,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可这个“一国”概念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仅仅是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政治内容。虽然在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放进了政府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现实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012年因遭反对而搁浅的国民教育计划已搁置7年。

因此,国民教育计划应该重新摆上北京以及港府的日程,不能因噎废食,只不过需要汲取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国民教育的方式、方法,从灌输型向浸润型转变,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例如,可以把国民教育融入已有的通识教育,以及德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中,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甚至整个香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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