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不到一个月,当前各项重要政策几乎都面临难产,诸如大法官提名、纾困案等,因为众议院、参议院的多数党不同,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的态度,而有许多争执。固然就特朗普个人而言,“美式民主”在总统辩论中出尽了洋相,但是选前的政策动荡受到之所以被大选的激化,则主要与美国政治体制有根本关联。

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精神在于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因而一方面设置了固定任期的元首(总统)、一方面则有两院制的国会牵制前者以及彼此牵制,更还有联邦最高法院执掌司法独立性。希腊裔美国政治学者切贝理思(George Tsebelis)从赛局理论出发,将这些“制衡者”称为“否决者”(Veto Players),“否决者政体”的原始立意在于确保政府和国会权力受限的制度,但在新冠疫情高潮下的大选前,一个个“否决者”们就成为阻碍政策协商和推出的绊脚石,也加剧选情的动荡。

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并一度住院,上演10月美国宪政惊奇。(Getty)

纾困案多次进出国会 未有结果

具体而言,民主党居多数的美国众议院自8月7日至今,一直未能与白宫、财政部就新一轮纾困的数额、内容达成协议。对纾困案的规模,民主党喊价高、共和党喊价低,而众议院、参议院分别又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掌握多数,再加上白宫因素,各方持续处在僵局当中。

期间参议院曾在9月10日表决共和党提出的3,000亿美元纾困案,但因民主党以延长辩论的手段干预,表决必须先高于60票终止辩论,才能针对法案进行简单多数决,最终在终止辩论的投票就未能达标,法案也没有通过。10月1日众议院则通过了2.2兆美元的纾困案,但目前参议院显然不会同意,10月19日参院复会后的发展并不是太乐观。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是与白宫和财政部协商纾困的主要在野党人物,但是双方经过多日仍然谈不拢。(AP)

两院之外,具有法案否决权的总统特朗普则威胁,“我赢了(总统大选)之后才能谈纾困法案”,一旦纾困法案或通过,而遭特朗普否决,则两院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决赞成,才能确认法案。

大法官任命权 两种看法

另一方面,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于9月中逝世后,遗缺如何递补,也掀起严重的论战。民主党认为,9月初已开始总统选举的投票,形同进入政权移转阶段,不应在大选尘埃落定前,就先任命新任大法官;特朗普则表示,他的任期是四年,不是三年,当然有权提名立场极端保守的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继任大法官。

特朗普(左)提名巴瑞特(右)继任大法官,遭到民主党的强烈抵制,也成为选前的重要话题。(AP)

由于美国宪政设计是三权分立,最高法院也是一个“否决者”,但是影响力可能比国会议员和总统持久,因为大法官的任期是终身制,处理的往往又是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争端,分居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大法官,多一票、少一票都动见观瞻,立场摇摆的大法官更是举足轻重。

而总统提名大法官后的同意权,系由参议院行使,目前美国参议院的100席中,共和党握有53席,在选前以多数决通过巴瑞特的任命,其实没有什么罣碍,民主党居多数的众议院再怎么不满,对此并没有否决权,只是这次任命可能会激化美国内部的对立、影响日后政局发展。

各方皆不满于现状 却无法齐力改变

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美国是否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刺激措施?答案是肯定的,两大党都支持推出新的纾困,但是应该怎么纾困、要纾困多少,双方的政策落差就很巨大了。

三个月来的纾困谈判,可以看到两党逐渐寻求共同点,民主党把愿意接受的纾困规模下降、而共和党则提升,但是当差距拉近到民主党的2.2兆美元以及共和党的1.6兆美元后,看似就受阻于一道无形的墙,没办法更加趋近,僵局好像无法打破。

归根结柢,这仍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赋予许多个体或集体行为者否决权,在分立政府相互否决权下、政治责任就难以厘清,换句话说,否决者可以卸责给其他否决者,因而选前的政策产出就会极为动荡;否决者将会如何改变行为,似乎只能先看美国大选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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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