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权的吸引力如此微弱这一点不足为奇。在中国,当国家明显极尽所能让人们摆脱艰苦生活条件、欠佳的医疗保健及渺茫的教育机会的时候,对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说,人权能让公民得以抵御政府对其自由、生活及生计的攻击,很难有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十分出色:2019年,中国的出口从1980年的113亿美元增长至2万6410亿美元,其经济即将赶超美国。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的说法,中国变化的步伐“像是把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的同时爆发压缩进了30年而不是300年里”。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发出过著名的预测,认为一旦中产阶级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出现,其成员将要求获得公民权,使得政权别无选择,只能建立法治和民主。这一切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脱离贫困,他们会选择富裕而非自由。

这会降低只有当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免受随意限制侵害,一个社会才能繁荣昌盛这一核心理念的价值吗?不会,它仍然成立。为了证明这一点,富裕的中国人应当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出现经济下行,我会想在目前的法律保障下生活吗?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建议,为了找到最佳法律秩序,我们应当设想自己生活在一道无知之幕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毫无概念。在中国,随着经济扩张放缓,公民应当设想一种生活在衰落之幕后的生活。如此一来,法治的重要性看起来要大得多。

因为一旦国家的主要利益是最大人群的福祉,那么富有公民(无论对错,这群人似乎都会阻挠这一目标)如何能确保自己的福祉呢?

新疆维吾尔族人,或是那些由于妨碍了新大楼项目,被赶出家门几小时后,房子就被——像北京官员骄傲地宣布的那样——像“白菜叶”一样被剥掉的劳工们的命运,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提示。
8月,在遭到囚禁的人权律师埃布鲁·提姆提克因绝食去世后,警方与悼念者在其葬礼上产生冲突。
8月,在遭到囚禁的人权律师埃布鲁·提姆提克因绝食去世后,警方与悼念者在其葬礼上产生冲突。 Associated Press

这么想想:人权就像是消防队。只有当你处于危险境地,才会在意其存在。但如果你的房子失火,却没有消防队,那求助就为时已晚,损失已经造成了。

烟流已经从这个亚洲大国上方升起:中国内债高筑,人口迅速老龄化,长期污染让人们的健康日益付出昂贵代价。

新闻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