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于当地时间6月6日进行投票,但罢韩团体近日却接连爆出盗用法务部LOGO制作文宣,以及发放超过新台币30元(1台币约折合0.03美元)的赠品宣传罢韩,可能构成贿选。但比罢韩团体涉嫌违法的情节,台湾法务部面对相关事件的态度与回应,反倒引起社会舆论的更多争议。

罢韩团体“Wecare高雄”近期制作了一份名为“韩国瑜不值得你触法”的文宣,上面列明了各类触法样态,提醒反对罢韩者不应以任何方式妨害罢免投票。但“Wecare高雄”在该文宣左下角私自放上台法务部的logo,而遭告发借法务部之名误导大众,恐触犯伪造公文书罪嫌。但台法务务长蔡清祥在立法院备询被问及此事时却表示,要了解制图者的动机,如果罢韩团体已经拿掉logo了,那“能够原谅就原谅”。

事情还没消停,罢韩团体又遭踢爆赠送市价新台币130元左右的干洗手,里头还夹有罢韩文宣,显然已超过竞选小物30元的规定,恐有贿选之嫌。国民党也为此开记者会大肆抨击,要求法务部彻查,但法务部次长蔡碧仲却在立法院内回应,30元是法务部历年的查贿标准,“但不是绝对的标准”。

罢韩团体在罢免文宣上擅自印上法务部的logo,引发违法争议。(PTT政黑板)

法务部两次针对罢韩团体涉嫌违法的响应,都引起了外界的舆论哗然及讨论,不少网友认为是否“颜色对了就全对了”,国民党也借此大开嘲讽,表示“绿色是原谅的颜色”。平情而论,以响应的内容而言,法务部并非“全然有错”,但在如此敏感重大的政治事件上,部长与次长却接连说出形同“指导棋”般的言论,不仅有欠思虑,更让本就失去民众信任的司法,又加深了一层阴影。

30元是不是法定的贿选标准?可以说是,却也不全然是。其之所为贿选门坎,是源于2001年召开的一、二审检察长会议中得出的结论,其会议内容提及“文宣附着于价值30元以下之单纯宣传物品,认尚不足以动摇或影响有投票权人之投票意向”。由此可见,30元其实是检察机关侦办贿选的认定门坎,但实际上贿选于否,还须着重于双方有无行、收贿之意图,且赠送的物品是否足以改变选民的投票意愿,是否达成对价关系。

其实随着时代不断变迁,这条守了近20年的标准是否要有所更改,也曾被法界提出来讨论,而法官在实际认定上,同样不会单以“赠品是否超过30元”作为判刑依据。因此蔡碧仲的说法,其实并不能说有错误。

问题在于,贿选标准民间可以有意见、法界也可以有争论,却不宜由蔡碧仲以法务部次长身分,对一件正在进行、且备受瞩目的个案说出其“个人见解”。不论如何强调司法独立、如何重申检察官有不受干预的自主权,但检察体系终究是法务部的所属机关,若称检方办案能丝毫不受上级暗示和“行政指导”,那无疑是过度天真。

许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换上照片对法务部进行嘲讽。(Facebook@许淑华)

其实这也不是法务部第一次在侦办过程中“发表高见”,2019年民进党立委陈明文在高铁上遗失了300万元,蔡碧仲也曾称陈明文是分次提领,不会有洗钱问题,检方最后也以“查无不法”结案。此次,蔡碧仲虽不断澄清罢韩团体冒用法务部logo是公诉犯行,不论法务部长如何表态,检察官依然要秉公处理。但一件被最高长官定调为“可以原谅”的案件,检察官能秉公到什么程度,都还有待检验。

其实这场风波并不复杂,也称不上什么严重的犯行,真正有影响的,是人民对司法本就不高的信任度,又因此滑落谷底。时至今日,台湾社会依然能听到许多“法院是某党派开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等耳语,尽管已迈入民主化一段时日,“司法为当选者服务”的印象仍深埋在民众脑海中,只要哪个政党执政,司法系统似乎就会对哪个党派做出更有利的举措。有些时候或许是民众对法律内容不尽理解,但某些案例,又让人不得不承认此一事实。

当然,法界不乏拒绝关说施压的傲骨,但如果法官还能在其高塔内保有一定的独立空间,那检察体系得以政治力量介入的机会,从之前马王政争的泄密案便可见一般。韩国瑜尽管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同样获得了500多万票的支持,且于国民党内依旧占有一席之地,法务部的此些言论,无疑让民众对当权者能掌握行政资源、打击政敌,更加深信不移。

罢免是高雄市民的权利,但民众对于贿选等事件本就极其敏感,动辄送礼花钱的选举文化,在民众心中自有一把道德量尺,法部务的解释显然与民众的情感相悖。且在罢韩一事上民进党介入的斧凿本就颇深,自身又极有可能是罢免后的“得利者”,其侧翼或立委在旁敲锣打鼓、推波助澜尚能容忍,但若连行政、司法体系都做不到基本的避嫌,台湾就真的只剩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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